每个有名人有风景名胜的地方，可能都有一个诗(3)

只是征文体所释放的信号让人担忧。征文体的兴盛，或是一部分诗人和刊物即将改变自身定位的一个标志，这改变的初衷，是为了勉力抓住我们时代“流量为王”的特点，以避免这一古老艺术门类被彻底边缘化；或是想要在严酷的市场经济规律下生存，保留下作为阵地和火种的诗歌刊物。

从这一点上说，征文体的存在，确实有工具层面的必要性。但是，这类以弱化艺术标准为代价的“曝光度”，加深了人们对诗歌的误解，也让诗界同仁，尤其是比较普通的写作者，对自己所从事的写作是否有效产生困惑与怀疑。从这一角度说，与其讲征文体是在朝公共领域“开疆拓土”，扩大诗歌影响力，倒不如说是在“抱薪救火”以度过“边缘化”之寒冬。当下，的确是汉语诗歌评价体系的过渡期，可其前途必然是向一个更加非艺术的“征文体系”转型吗？

余秀华纪录片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（2016）画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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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为眼前的利益而写”即是常态

最后一个关键词则是“吃饭”。

写作者们经历了巨大的自我改造，这改造的压力不像半个世纪前那样来自政治力量，而是来自商品化了的生活，来自普遍价值观的物质转向。上一代诗人也坦承，在生存的道德和文化的道德之间，他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，我们必须先实现前者，再追求后者，并且有时不得不付出文化道德的代价。“我原先是为永恒工作的艺术家，我现在已经不为永恒工作了。”（见访谈节目《十三邀》：许知远X西川）西川认为，一个写作者假若想要在当代同时保持生活和创作的生命力，他必须接受自己成为一个“无向度”的人。

《十三邀》中的西川。

移动互联网时代下，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”已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得实在和具体，但也正因为这种实在，失去了理想主义的精神感召力——你所看到的远方和人们，只是大数据的信息茧房为你提供的你所期待的人造景观；人工智能成为新的发展转折点，也是新的物质增长点，与此同时，人面临着主体性是否消亡的考验，信息爆炸和随着人工智能而冒头的“算法至上主义”，让传统的作者和读者，都面临着异化为信息容器的风险。

诗歌领域的公共空间在加快萎缩，我们还未真正适应微信公众平台等文字新媒体的传播机制，而社会精神生活已经难以逆转地转移到了视频媒介上。短视频、直播或B站弹幕成为最前沿的文化载体，此消彼长，诗歌影响力的消退，迫使写作者们改变自己的写作姿态。应该说，就我观察到的情况而言，这姿态往往两极分化，一部分人以“回到内心”或者“日常生活”为名，退回小圈子内部，摒弃“五四”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个特殊时期赋予诗歌的启蒙性，取而代之以古典诗歌式的交际作用，在外部环境对诗歌的拒绝越来越粗暴时，新一代年轻诗人间社交酬答的诗歌里满是暗号般的符号，意味着圈子化也在加深，像是穿了小鞋的脚指甲，不得不开始向内翻卷，直到发炎。同时，另一部分写作者转而试图面向大众，参与娱乐圈、网络舆论空间，用搁置诗歌本身规律的方式，来取得暂时的流量的合流。

和前文所提到的诗歌语言的劣化相比，更深入人心的是诗歌理念的劣化——既然基本上只有朋友圈和公众号提供着即时正反馈，那么“我为眼前的利益而写”也便是新的常态，征文体的正当性由此确立。拉康认为，对于一个主体来说，镜像是最初的他者，正是对自我的想象，驱使着作为主体的人进行改变。

《拉康选集》，[法]雅克·拉康 著，褚孝泉 译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年10月。

不妨猜想，也许诗歌理念的急遽变化，是写作者们转而热烈参加征文体写作的主观原因之一：随着诗歌领域的整体边缘化，在影响力减弱的传统诗歌生产机制里，依靠写作本身而获得现实的立足点已越来越难；同时，以发展为主线的历史社会脉络正在绕开被束之高阁的诗歌，这时，物质便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写作者认为是值得追求的实际。社会给人的物质压力下，“把握当下”的人生观作为适应本能的一部分，也被写作者们接受了，这往往意味着年轻诗人们不再愿意对未来做过多期待，试图以此简化期待落空带来的情绪成本，却也同时简化了诗歌的行动力和承载力。这样思考下去，也就不难理解，许多人写作的动机都会在严峻的现实里，被重新调整为两个字：“吃饭”。

文章来源：《风景名胜》 网址: http://www.fjmszzs.cn/zonghexinwen/2021/0519/1039.html